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后，美欧开始了第一轮削减贸易壁垒的全球对话，消除大萧条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而阿根廷则盲目偏离了轨道，挑衅似地对抗着开放贸易的原则，在贝隆主义的影响下，1961年，阿根廷无缘加入富国俱乐部经合组织（OECD）
回首当初的抉择，正如一首民谣里唱道：“因为掉了一枚钉，马掌脱落了；因为马掌脱落了，战马掉了队；因为战马掉了队，信使没传到信；因为信使没传到信，仗打输了；因为仗打输了，王国覆灭了。”阿根廷和美国的不同抉择，造就了如今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难以想象，短短一个世纪以前，美国和阿根廷还是竞争对手。在19世纪末，数百万渴望逃离贫穷家乡的意大利和爱尔兰移民曾为了去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是纽约而踌躇不前，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降临之前，全世界最富裕的十个经济体里，阿根廷还名列前茅，但百年之后，二者突然没了可比性，在美国和阿根廷之间做选择，丝毫没有一丝障碍。
它们都曾是欧洲羽翼下的年轻国家，都有着富饶的农场和信心百倍的出口商。为什么最初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两个国家，美国有机会发展成世界头号强国，而阿根廷至今还走不出债务违约的泥淖。回首发展经历，美国历史不超过360年，但有一半时间是作为世界第一强国，其余时间的一半也基本上是前四号强国之列，那么是什么成就了美国这种持续强大的地位呢？学者们也在不断作出假设：如果美国遵循阿根廷的轨迹，会从第一世界国家沦为第三世界国家吗？而阿根廷如果像美国那样好好把握每一次危机，它会一直跻身世界发达经济体之列吗？
政府的抉择：
集权派还是联邦派
两国在19世纪下半叶的相似之处很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处在平行轨道上。和非洲、亚洲的殖民地不同，美洲的殖民地一般很早就从欧洲宗主国手里获得了独立。1773年，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独立，1789年结成了一个新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在美国独立的鼓舞下，当时横跨秘鲁大陆，附属于西班牙帝国的阿根廷总督辖区，于1810年被反抗军推翻。接着，英国人两次试图夺取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均遭失败。1816年，阿根廷正式成为独立的共和国。
建国之后，两国为建立何种政权都存在一些内部斗争：一些人希望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另一些则希望州或省手里能保留权利。在美利坚合众国，制宪会议开了很久，吵得一塌糊涂，在最初的13个殖民地里，只有5个派代表参加了1786年的第一次制宪会议。人口最多的佛吉尼亚想要强权的中央政府，并按照人口规模直选议员；最小的新泽西，希望各州权力平等。但在美国人的意识里，一切认同必须始自宪法的确立。当政治处于一盘散沙、经济形势混乱、军事力量受限制以及阶级矛盾尖锐时，迫切需要制定新宪法，这就是1787年宪法制定的大背景，从而正式拉开了美国走上联邦制的序幕。
在阿根廷，最初也纠结于中央集权派和联邦派，前者希望所有税收都要通过国家政府之手，后者希望各省保留税收。1853年通过的宪法，采用了中央和省分享税收的制度。但此后紧张局面并未缓解，一直到1880年政府镇压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爆发的一场武装起义，付出了2500人伤亡代价后才告一段落。此后，中央权力获得了强化。
经济的抉择：
大地主还是拓荒者
从经济上看，两国的情况也差不多：都是不断向西部蛮荒草原推进疆界的农耕国家。在阿根廷，人民崇拜高乔文化，而美国的牛仔也是勇气、独立和坚韧的民族象征。但差异在于：美国是把新的土地划成了小块，分给个人和家庭；阿根廷则将之交到了少数富有的农场主手里。
自打殖民地成立之初，美国幸运地输入了来自英国、德国和荷兰来的移民，这些移民带来了纯熟的农业技术，并习惯以小块土地为生。阿根廷则继承了西班牙及其贵族精英带来的传统，让少数富有的农场主掌握大量财产。两个国家都朝西部扩展，美国朝着太平洋(601099,股吧)，阿根廷朝着安第斯山脉，但方式方法有所不同。
美国支持拓荒者，阿根廷则支持大地主。由于缺乏资金，又拼命要西进，阿根廷发现，鼓励移民的最好方法就是提前把尚未从土生印第安人手里夺来的土地卖掉，或着给军队提前作出许诺：打不赢就没农场。可当战争打赢了，胜利者们被耗得精疲力竭，缺乏优秀农业劳动力的现象也很普遍。大部分新土地所有者只好把大片的草原用带刺的铁丝网围上，把它们变成牧场，特权阶级由此得到了强化。然而，当少数有权势的家庭控制了人口稀少、面积庞大的牧场后，拓疆本质没变，阿根廷对欧洲移民的诱惑力日趋下降，原本是为了逃避旧大陆上贵族掌控土地的局面，但来到阿根廷，一切还是老样子，所以他们最终选择前往美国。
移民的抉择：
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是纽约
在建国之初，美国仅有大西洋(600558,股吧)沿岸，密西西比河以东的 13 个州，即现今美国的东部地区。之后就开始了由东向西的扩张过程 ，仅几十年时间就把它的疆界从阿巴拉契亚山山脉和密西西比河向西推进了1500 英里，历史上将这个过程称为“西进运动”。
“西进运动”不仅是一个领土扩张运动，而且是一个群众性移民运动，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大规模的经济开发运动。这场西进运动对美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政府有意识地鼓励家庭持有土地的制度，就算要卖出大块土地，也对强权大地主的出现做出了限制。拓荒者一拿到适合全家人定居的土地，所有权就获得承认，这就为西进的移民创造了大规模效法的动机。截至19世纪50年代，美国一年要输入25万移民。
移民们也去了阿根廷，一段时间内，移民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美国还要大。但这部分移民来得晚，大约在19世纪最后十年才到来，且大多来自意大利和爱尔兰，受教育水平低，也没什么技术，就算越过了大西洋，工资还是少，贫困依然困扰着他们。据悉，到1914年，1/3的阿根廷人仍然是文盲。对那些选择阿根廷的移民来说，他们没有类似“美国梦”的激励措施，好多意大利和西班牙移民都是“候鸟”，每当收获季节后他们就返回家乡。1850年至1930年间，只有5%的移民归化成阿根廷国民。1934年，意大利靠着队里的3名阿根廷选手赢得了世界杯，由于他们都是意大利血统，于是意大利便认为他们都是自己的国民，顺利成章地从阿根廷国内联赛征用了他们，惹得阿根廷球迷很恼火。两国也同样出现过排斥外来移民的举动，最终，美国因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占了上风而放弃了排外。但阿根廷却犯了大错误，当本土和外来劳工越来越少时，大量土地无法有效利用，腐败横行，移民文化很难融入社会。
工业的抉择：
欧洲观念还是欧洲外债
美国和阿根廷农业有很大的竞争优势，彼此之间还势均力敌。然而，当全球化的第一波“黄金时代”即1880年至1914年，商品、资本和人力市场开始出现大融合时，美国在南北战争中抓住机会扩大了出口工业品。而阿根廷因大部分收入都落入了拥有大片牧场的庄园主手里，比起扩大出口，庄园主们更喜欢把钱花在购买进口消费品或购买更多土地上。
一段时期，统治者认为，单纯依靠农业，经济根本无法发展，于是英国引领世界发展工业化。不过，同样是在学习英国，阿根廷选择囫囵吞枣，而不是融会贯通。阿根廷从英国贷了款，但是美国人还从英国人那里学到了经验，比如钢铁冶炼等技术和吸引欧洲的海外游资。
美国学得很快。尽管受益于农产品(000061,股吧)贸易和英国投资，但它从来不像阿根廷那样依赖两者。外国资本在美国的投资总额所占不超过10%-15%，而在阿根廷却占了1/3。美国从英国进口的最重要的东西，既不是资金也不是商品，而是观念，尤其是，它领悟到，建立制造业能让它获得更好的技术。
当工业化正式降临之时，阿根廷主流的偏见限制并推迟了这一进程。在他们看来，与其把钱长时间地投入到不确定的项目（可能还危及农业收入），还是炫耀性消费更具吸引力。尽管移民在19世纪末大量涌入，但阿根廷终于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没有足够的新阿根廷人来填补工厂的空缺。
阿根廷把农业部门僵化的那一套保守和寡头政治倾向照搬到了工业化上，喜欢受政府法令和条例保护的舒适、安全的垄断事业，而不喜欢竞争残酷的风险投资。刚刚建立的工业基础因一直被国家经济的其他部分拖着往前走，几乎失去了动力。而且阿根廷的经济健康严重依赖农作物价格相对于工业制品的价格来保持稳定，以及全球市场的继续开放。阿根廷的制造业是小规模的手工工场，而不是大规模的产业工厂，它使用的是进口资本和技术，它的劳动力欠缺技能，且始终无法改变这一局面。久而久之，随着新技术和新出口市场的不断开拓，阿根廷过分重视农耕经济的做法让其在工业革命中最终处于落后地位。
相比之下，如果没有南北战争，美国看起来恐怕更像阿根廷。战前的美国南方各州和阿根廷很相像：少数富有农场主把持着大面积的土地，劳动力的薪水普遍低下。它向世界其他地方出口农作物，尤其是棉花，但没什么能力扩大和多元化。可以说，美国的崛起始于南北战争。它成为了19世纪首次现代化型态的战争，铁甲舰、左轮手枪、机关枪在此大放异彩；世界上首次战地新闻报道也出现在此时；战争中首次使用摩斯密码与电报通讯。另外，南北战争也使用火车运输士兵与火炮开赴前线，热气球被首次应用于军事侦察。诸如潜水艇、机关枪、连发枪、火箭炮、撑衣架、棒球运动、炼乳、罐头食品等不可胜数的事物都是在这一时期发明。这次战争让美国深刻意识到，制造业和金融必然取代农业，因为没有哪个国家会一直停留在农业时代，同时又跟上领先者的步伐。
当人们意识到，未来会落到城市的投资者和工业家手里时，一般会出现一起标志性事件。在英国，这一决定性时刻是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该法旨在保护英国谷物免受外国竞争，以进口关税的形式人为提高了土地价格。在美国，这一决定性时刻是南北战争，工业化的北方打败了农业化的南方。在阿根廷，最接近的事件是胡安·贝隆的城市支持者焚烧了赛马会，但这已经是英国废除《谷物法》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事了。
19世纪90年代，美国商业、金融和产业体系在确立中经历了另一波恐慌。南北各州的农民看到由于全球供应过剩导致了农产品价格下跌，希望美元跟产量更大的银价挂钩（当时原本与金价挂钩），本质上也是希望政府多印钞票，于是“民粹主义”政治运动兴起。但投资者和商人认为，美国要成为金融和贸易中心，美元与金价挂钩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这样，美元的价格才能对其他主要货币保持坚挺，维持原有的购买力。这一金本位的想法在1896年的总统选举后得到支持，而民粹主义的关键需求遭到了否决。
19世纪末的阿根廷情况每况愈下。几乎所有肥沃土地都用光了，再没有更多的边疆可以向前推进，故此，尽管人口稳定增长，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但阿根廷的农业还是把国家从竞争力成绩榜上给活生生地拽了下来。而刚刚迈入20世纪的美国，或许还是农业国家，但它的未来躺在芝加哥、匹兹堡和克利夫兰等黑乎乎的工业地带，就像是曾经的英国靠曼彻斯特、谢菲尔德和格拉斯哥起家一样，走在了时代的前列。1890年，阿根廷也背上了赖债的臭名声，当时，英国著名的巴林银行由于对阿根廷放贷过多，几近破产，而阿根廷政府，不得不在1891年宣布延期偿付债务。阿根廷赖债的做法承袭了西班牙，16世纪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是历史上第一个多次违约的君主，曾经四度欠债不还，而身为西班牙帝国之子，阿根廷很显然继承了家族的传统。
战争的抉择：
贝隆主义还是罗斯福新政
国际资本和贸易流在1914年达到了巅峰，金钱和枪械的突然短缺，对美国这个拥有大量资本和工厂的国家来说，的确是个发财的好机会。美国懂得构建一套灵巧的卖方金融制度，借钱给欧洲人买自家生产的武器装备，让他们自相残杀。一战末，美国的工业正式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并且从欧洲资本的借款方，摇身一变成为了净债权国。而漫长的战争加上俄罗斯投资全部泡汤，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开始在全球变卖资产，但美国却乘机捡了一些便宜。
阿根廷却没办法靠战争发财。它太依赖外国贷款，当国际投资下降，尤其是英国变卖资产套现对它来说是威胁并非机遇。1914年，阿根廷一半的固定资产，包括铁路、工厂、电报、肉类加工厂，都为外国人所拥有。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尤其是1929年大萧条之后的压力，美国和阿根廷正式分道扬镳。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来临后，纽约这个全球最大金融中心的股市崩盘，美国对崩盘的反应是，意在拯救市场经济，而不是要埋葬它，尽管很多人对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价值产生了根本怀疑。富兰克林·罗斯福1932年在危机与绝望中当选总统，他推行改革，支持银行系统，进行公众投资，实行有限的联邦赤字，让政府开支负担部分疲软的经济。
阿根廷也爆发了一系列沉重的政治危机。1912年扩大选举权，1916年新执政党上台但并未带来新气象。小麦和牛肉等出口遭遇打击后，各地农业和农产品出现过剩，加上危机期间需求减少，20世纪20年代出口到欧洲大陆的肉类较1924年的水平下跌了2/3以上。由于大规模的借贷和债务违约，吓跑了外国投资者，传统的政治家不得不把共和国变回了殖民地，但真正的殖民地享受到的好处它又沾不上边。
在美国，大萧条带来了罗斯福和一个更积极主动的联邦政府。在阿根廷，则带来了集权专制。二战爆发后，出口需求再度猛跌，阿根廷的自由民主试验算是走到尽头。1940年，部长费德里克·费内多提出了一套小规模的阿根廷版“新政”，包括为制造商提供贷款，削弱对原材料以及其他基础产品的进口关税。但后来因精英阶层出现内讧而计划夭折。1943年胡安·贝隆这位来自军队的独裁主义者上台，发动军事政变，取代了文人政府。1946年正式当上总统后，他致力于推进国家的工业化，于1947年颁布了旨在发展国有工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贝隆还采取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策，大规模扩大了加入工会的工人数量，帮助建立了劳工总同盟。他将此称为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后被人称为“贝隆主义”。他反对美国和英国，没收了这两个国家在阿根廷的大量资产，在他的允许下，二战后阿根廷彻底成了纳粹战犯的避难地。
值得注意的是，贝隆主义的想法也曾到访过美国，但是没人当回事。美国也有军人出身的政治家，比如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他也曾领悟到了贝隆的独裁思想，1930年他曾动用催泪瓦斯镇压了华盛顿游行示威反对削减养老金的退伍军人，可当杜鲁门解除其指挥官职权后，麦克阿瑟的个人声望立刻在公众压力下烟消云散。
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样，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道义上和金融上都打了胜仗。二战后的整整30年，它都跟全球货币体系挂钩，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安排下，美元成了硬通货。美国经济在正确的航道上安然无忧，依靠贸易、技术和发展潮流不断增长，所有西欧国家也在这一潮流中顺势兴起。有人认为，1945年后的30年是第二次黄金时代，较之第一次黄金时代，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稍微逊色，但发展的好处得到了更广泛和持续的传播。
这一期间，阿根廷却关起门来搞工业化。大规模的关税壁垒围绕它的新兴产业建立起来，20世纪60年代初，它的关税平均为84%；而在同期的欧洲发达国家，以及欧洲与澳大利亚、美国与加拿大之间，关税均大幅下跌到了个位数。除了征收进口税，它还征收出口税：阿根廷的商品仅供阿根廷。这个19世纪末全世界经济最开放的国家，出口锐减到国民收入的2%。
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后，美欧开始了第一轮削减贸易壁垒的全球对话，消除大萧条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而阿根廷则盲目偏离了轨道，挑衅似地对抗着开放贸易的原则，在贝隆主义的影响下，1961年，阿根廷无缘加入富国俱乐部经合组织（OECD）。
回首当初的抉择，正如一首民谣里唱道：“因为掉了一枚钉，马掌脱落了；因为马掌脱落了，战马掉了队；因为战马掉了队，信使没传到信；因为信使没传到信，仗打输了。
来源：国际金融报
